最古老文明的创立者是世代筑墙者的后裔

他们利用在组织和人数方面新发现的优势来建造更高大的墙。这些墙尚有不少留存至今。这些古迹体量宏伟，长度、高度、厚度，有时还包括体积，这些数字可能会渐渐失去冲击力。而通过探究筑墙的人，我们往往能够了解更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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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人成了文明的典型承载者，因而也常常招来这样一种熟悉的抱怨：他们失去了锋芒。他们舒舒服服地躲在城墙后面，躲在他们的异族守卫身后，渐渐变得软弱。他们之中有政治家，有哲学家，有面包师，有铁匠，有各种职业，就是没有战士。

罗马诗人奥维德对这种悠闲的生活有所认识，但他也因意外而了解到罗马边境军队的生活状态。因为冒犯了奥古斯都皇帝，这位诗人被从罗马驱逐，流放到托米斯，那是黑海边的一座厄运之城，位于多瑙河南边六十余英里处。这座城最明显的特征有两个：第一，这是距离罗马最远的流放地。第二，罗马某些最凶残的敌人近在咫尺，并且这里没有边境墙。和英国北方一样，托米斯地区有一天也会建起自己的边境墙，但在奥维德的时代，唯一抵挡入侵的壁垒就是这座城周围的防御工事。

奥维德在他的新家受尽苦楚。生活在有墙的城市是一码事，而彻底被限制在墙内完全是另一码事。在写往罗马的书信中，奥维德抱怨说，托米斯的农民甚至不敢冒险外出到他们的田里。即便偶尔有农民敢去自己的田地里看看，他也会一手扶犁，另一手拿着武器。就连牧羊人也戴着头盔。

有时，奥维德会追忆起先前在国都的生活，可以说是无忧无惧。他满怀憧憬地怀念起罗马的舒适惬意：公共广场、神庙、大理石剧场、门廊、花园、水池、运河，最重要的是唾手可得的丰富的文学滋养。这些与新环境的对比十分强烈。在托米斯，有的只是武器的叮当作响。奥维德想象着他或许至少能从园艺中获得满足，若是他不害怕外出的话。敌人可以说真的就在大门口，只有那层城墙的厚度将他们隔离开来。骑马的蛮族人包围了托米斯。他们的箭是致命的，奥维德还不忘提醒我们这些箭在蛇毒中浸泡过，它们就密密麻麻扎在城中的房顶上。

中国的诗人也常常会发现自己身处与奥维德无比相似的境况中。站在帝国某个最偏远的荒凉哨所，中国诗人也会一边渴望回到家乡，一边害怕近在咫尺的蛮族。一位诗人写道：“边城夜夜多愁梦，向月胡笳谁喜闻？”就连军队的将领也会因边境生活而哀叹。

几乎任何时候，每当我们探求过去，找出最像我们的人——同奥维德和中国诗人一样，建造城市、有知识，且通常从事平民工作的人——我们发现，他们都被困在自己建起的墙后。文明与墙似乎始终携手而行。在墙的外面，我们几乎没有找到与墙内的相同之处：那里大多是战士，是那种我们可能会雇来巡视城墙的人。墙外的人大多无名无姓，不过有时却又恶名远扬。

墙的诞生让人类社会走上分化的道路

这些道路一条通往自我放纵的诗歌，另一条通往沉默寡言的尚武精神。不过第一条路还会指向更多的地方：科学、数学、戏剧、艺术，而另一条路则只能将其追随者引入一条死胡同，在这条路的尽头，每个男人都只能成为战士，而所有劳动都要转嫁给女性。

我并不想写一部墙的历史。正如副标题所言，本书是一部文明史，这并非要涵盖一切，而是抱持一个有限的目标，希望探寻墙的一些未被认可却常常令人惊讶的影响力。我这里指的墙是防御性的墙。在人类历史中，没有任何发明比它对创立和塑造文明起到过更大的作用。没有墙，可能就永远不会有奥维德，也没有那些中国诗人、巴比伦数学家和希腊哲学家。而且，墙的影响并不限于文明的早期阶段。墙的建造在历史的多数时期一直持续着，而在三大帝国（中国、波斯与罗马）建造壁垒的一千年中达到绚烂的顶峰，这些壁垒让旧世界的地缘政治划分几乎变得永恒。当这些大型边境墙消失时，它们虽然只在人类风景中留下浅浅的痕迹，却依旧在地图上留下不可思议的界线：即便是现代战争或是国家间的资源争夺都未能使这些界线模糊。如今，一系列新墙在崛起，并可能再次重塑这个世界。

塑造人类历史的这些墙产生了大量谜团

要解开这些谜团，哪怕只是部分解开，都不是容易的事情。这需要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钻研早就死去的语言，在烈日下铲土扬尘。这些研究人员，其中大多数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，已经为这个任务辛勤工作了数十年。世界大战和各种革命期间，他们一直在坚持，破译死去的语言，发现新的城墙，探寻没有历史的土地。他们一块砖一块砖、一块泥板一块泥板地逐渐破解墙背后的故事。

（作者为考古与历史学家，曾参与多次国际考古挖掘工作）